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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谈共同富裕之路

时间:2021-09-25 11:56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富有家国情怀的吴敬琏,是一位敏锐的经济学家。在多年前他就开始思考“收入分配”问题。吴敬琏是如何看待共同富裕这一重要社会命题的呢?

  1993年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引入市场经济不等于万事大吉。吴敬琏说:

  • 改革开始的时候,不少人以为,只要放开市场就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是实际情况表明,虽然目前宣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许多国家依然在原始市场经济权力资本支配的陷阱中挣扎。俄罗斯等中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中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

  •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香港6合现场开奖直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 在80年的初期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政策的本意,是让勤劳、善于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带动广大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 由于工作失误和政策偏差,一方面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力的官员和有寻租门道的人能够凭借权力成就暴富;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下岗职工和农民从改革中得益甚少,甚至收入水平下降。贫富差距给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难题。

  因此,中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今天,共同富裕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吴敬琏说:

  • 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80年的65%下降到1997年的53.4%,2007年再下降到39.7%,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反映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突破0.4的警戒线以后继续攀升。

  •一个国家要走向稳定和持久的繁荣,需要合理的社会结构做基础。传统社会是个哑铃型的社会,中间阶级是非常弱小的。到了近代,中产阶级开始壮大,但是总人数还是非常少的。到了20世纪,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专业人员在整个社会生态体系中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中间阶层的人数增加了,社会地位提高了。所以现代社会就变成一个橄榄型了。美国劳动力总人数1900年是2900万,1970年是8000万,其中体力劳动者从1000万增加到2900万,增加了190%,白领工人从500万增加到3800万人,增加了600%。哑铃型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是充满动乱的,而橄榄型的社会则容易实现稳定增长与和谐。

  •早在2002年十六大就提出:“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2007年十七大对分配改革提出要求:“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2020年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

  • 生产决定分配,收入分配的结构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对于产出的不同贡献决定的。无论是根据现代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社会分配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

  • 马克思对所谓“曼彻斯特资本主义”作出了透彻的分析。他指出,由于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使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就一定会出现两种规律性现象:一个是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引起了竞争的加剧和垄断的形成。另一个是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也就是说,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

  • 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的基础在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主要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驱动,这样,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必然增长得最快,而包括专业劳动者(白领工人)在内的劳动者的收入占比则相对下降。

  美国在20世纪40~70年代一度出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良好局面,其背后正是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吴敬琏说:

  • 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期开始第二次产业革命,增长的方式由投资驱动,转向技术进步和消费提高。收入结构里面,就是所谓专业人员增长的最快。

  80年代里根上台后,“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开始流行。美国大力减税、放松管制,金融业无序膨胀,大公司轻松套利,大公司高管自己给自己发高薪,教育出现阶层固化。结果,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为“特朗普现象”等民粹主义酿造了完美土壤。

  吴敬琏认为“初次分配”是基础,最重要。如果初次分配严重失衡,靠再分配去纠偏也很难取得效果。吴敬琏指出:

  • 初次分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增加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包括来自土地财产、金融资产的收入。

  • 使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农民得到他们理应得到的土地财产收入,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土地快速增值。但是,由于农民的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够获得土地增值的好处。

  • 对初次分配造成扭曲的,还有以不受约束的权力为背景的行政垄断、寻租。这种权力干扰造成机会不平等,进而造成贫富分化。

  1.改变粗放经济发展模式,转而依靠知识、技术创新和劳动效率。这样,劳动者的收入水涨船高,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形成良性循环。

  2.政府依法行政,取缔非法设立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

  3.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把被少数人和少数企业占用的社会资源从行政垄断下解放出来,通过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实现有效配置,为社会大众创造财富。

  6.改善教育体系,使每一个要求上进的公民都有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机会(中央给力!教育股团灭背后,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福布斯》正式公布了2021年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来自中国内地的新富豪达626位,新面孔中超过40%来自中国内地,这也是首次在富豪人数方面超过美国,总数达到745人。针对1%最富人群,吴敬琏认为要区别对待。他说:

  • 富人要分两种,有些人是靠权力发财的,这一点要坚决的制止,不能让这些人凭权力发财,要给他们严厉的惩罚。

  浙江是中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最近,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落马后,杭州市纪委要求地方官员开展“自查自纠”,重点是他们与当地企业的关系。8月21日浙江省委连夜开会表态:

  • 从严管好自己、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始终保持亲清政商关系,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 自觉抵御各种利益诱惑,自觉维护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干净的政商关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182亿罚单:阿里“八宗罪”算总账打响第一枪)。当前,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型垄断已经成为全球性难题。最近两年,中央不断加大“平台经济反垄断力度”,正是为了避免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扩大社会不公(世界级难题:如何把阿里关进监管的笼子?)。

  2020年腾讯员工人均年薪为81.11万元(致马化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只有9.7万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8万元。

  • 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高达15倍。

  • 政府大量提供补贴必然造成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由此引致的税负增加和货币超发,会妨碍经济发展和导致“蛋糕做小”。而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则会对工薪阶层的工作积极性造成很大的损害。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会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推测出:未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贫富差距将持续扩大,最终有可能回到甚至超过18世纪、19世纪的历史最高水平。这种结果,不但与我们的公平理念不相容,甚至有可能动摇自由竞争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 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显著不公的因素远不止如此,权贵合谋、行业垄断、公共服务在城乡居民之间不均等的制度安排等,都是《21世纪资本论》未涉及的,但都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公更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面临的是更为复杂也更为严峻的分配问题。为此,我们应该读懂皮凯蒂,更应该取其所长,结合自身情况去应对和解决我国特殊国情下的分配问题。

  • 当前我国收入不平等加剧,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实现机会的平等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谋求平等和提高效率是一致的。我们应当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铲除寻租的土壤,既推进平等又促进效率的提高。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必然发生结果的不平等。“新自由主义”认为,结果不平等是维持竞争机制所要求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赞成这一类主张。平等是文明人类的一种基本诉求。既然市场在实现结果平等方面很难有积极效果,政府和社会组织就应当介入,缓解收入差别悬殊的矛盾。

  • 应当督促政府采取必要的社会政策,例如增强社会福利设施、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办法加以缓解(企业家必读:假如遗产税房产税来了,你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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