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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悬疑”方式书写一段工业痛史关于蔡骏长篇小说《春夜

时间:2021-07-14 12:38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著名悬疑小说家蔡骏,在中国文坛,毫无疑问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真正可谓拥趸无数。然而,诚所谓术业有专攻,或许因为悬疑小说属于类型文学的缘故,虽然我内心里并没有什么文类歧视的想法,但此前却也着实无暇去旁顾这一文类。也因此,虽然蔡骏鼎鼎大名,但他的那些悬疑小说,我的确没有机会专门去找来阅读。这一次,之所以会关注到他的长篇小说《春夜》,乃是因为出版社编辑约稿的缘故。原以为读到的仍然会是一部悬疑小说,没想到却是一部“悬疑”其表的社会关怀小说,一部有着深刻题旨诉求的“纯文学”小说。事实上,对于《春夜》的这一特点,蔡骏自己在小说后记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以悬疑小说出道,当然还会继续写下去。《春夜》中的悬疑元素,比比皆是,本书却称不上是悬疑小说。”①身为鼎鼎大名的悬疑小说家,写出的不是悬疑小说,又会是什么呢?却原来,“《春夜》最早的灵感,来自芬兰大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升空号》。前几年,我开始系统地看考里斯马基的电影,1988年的《升空号》是一部工人题材文艺片,主角是个芬兰北方拉普兰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传说中圣诞老人家乡)的矿工,失业后意外得到一辆白色凯迪拉克敞篷车,这车因为老旧,车篷无法升起。这个失业的男人,只能独自驾车,扎着头巾御寒,四面透风敞开,疾驰在大雪纷飞的北欧旷野,背景音乐响起,一个芬兰男人深情歌唱。这首歌叫《Valot》,我查了一下,芬兰语意为‘灯’。此情此景,此车此声,如一道电光,点燃了我心内的灯。”②这首名为“灯”的芬兰语歌曲,之所以会如一道电光般点燃蔡骏的心中之灯,乃因为它以及这部名为《升空号》的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蔡骏身为中国工人后代的鲜活工业记忆:“我又想起少年时候,我爸爸上班的工厂亏损严重,工人们大半下岗回家,唯独我爸爸坚守岗位,每日上班打卡。”③正如你所知道的,只是到了21世纪初,蔡骏父亲曾经长期供职过的工厂,就已经彻底灰飞烟灭,消亡不见。虽然说工厂的灰飞烟灭,对于蔡骏这样的70年代生人来说,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对于他的父辈来说,却是天大的事,却构成了内心中一种永难磨灭的精神痛楚。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少年时的蔡骏,曾经亲眼目睹过工人父亲的惨痛人生遭遇,所以,对考里斯马基电影《升空号》的观看,才会召唤出他的一段鲜活工业记忆,并最终以长篇小说《春夜》的书写,把这段难能可贵的工业记忆以文学的方式彻底凝固下来。

  关于《春夜》这一小说标题的由来,蔡骏在后记中也有所交代:“故事从一个春夜开始,到一个春夜终结,见识过巴黎圣母院的烈火。其间许多个春夜,犹如春天的露水,湿漉漉,黏糊糊,欲说还休,欲断还留,仿佛一张宣纸上的墨迹,慢慢化开,晕染。”④其实,也不仅仅是开头与结尾,小说中很多重要情节的发生,也都是在“湿漉漉、黏糊糊”的春夜里。一方面,正如蔡骏自己在后记中已经明示的,另一方面,从我们的阅读感受来说,要想很好地理解进入《春夜》,就不能不首先关注最后一章“重逢”中,多少带有一点“元小说”意味的那个部分:“我开始写一本新书,关于春夜,关于春申厂,关于我爸爸,关于厂长,关于小荷,最要紧的,关于张海。白天我在公司,每日开不光的剧本会。夜里,我蹲了电脑前写小说。二十年前学的电报码,如今基本忘记光,只好用拼音输入法。我用了不少上海话,比方‘事体’‘困觉’‘清爽’等吴语词,文言文里也有,五四时期亦有,鲁迅先生,茅盾先生都用过,自能入白话小说。但不用‘侬’‘阿拉’‘白相’‘结棍’等等,因怕北方读者不懂,并在普通话中有一一对应的‘你’‘我们’‘玩耍’‘厉害’。或用相近发音代替,比如‘辰光’就用‘时光’,一目了然,且有古意。还有一大变化,老早我欢喜写长句子,现在这篇小说呢,改成短句子,三个字,逗号,甚至一两个字,标点符号之间,鲜有超过七八个字的。本书通篇,皆是第一人称,看似便当,实则难写。毕竟不是写我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尤其一个张海,神龙见首不见尾,总是云里雾里。要是第三人称,上帝视角,从洪太尉讲到高俅,从高俅讲到王进,从王进讲到史进,从史进讲到鲁提辖打死镇关西,又从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讲到林冲夜奔,再到雪夜上梁山,就像一幕滑稽戏,各自粉墨登场,众声喧哗,闹闹忙忙。但我偏偏不唱滑稽戏,而是要唱独角戏,自说自话,像张海一个人唱‘金陵塔,塔金陵,金陵宝塔第一层,一层宝塔有四只角,四只角上有金铃,风吹金铃旺旺响,雨打金铃唧呤又唧呤……’再讲故事,悬疑方面,跟我老早小说不好比,但又保留厂长悬念,张海命运悬念,至今还是未知数。推理破案呢,倒是有1990年春申厂的凶杀案,直到神探亨特烧成灰,建军哥哥之死,还是无头悬案。还有一点,这只漫长故事,大半皆是真的,事体是真的,心情是真的,欲望是真的,我也是真的,还有我一家门,从我爸爸直到我儿子,统统是真的。真归真,却不是非虚构,而是如假包换的虚构。最后这句,好像自相矛盾,有语病,无所谓。”请原谅,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把小说中这位据说也叫“蔡骏”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如此一大段带有明显“夫子自道”色彩的叙事话语全部照录在此。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精准到位地理解把握这部长篇小说。首先,一个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跳身而出,不惜篇幅地大谈特谈正在创作过程中的小说作品,自然也就是现代西方文论中的所谓“元小说”。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谈论,都能给出理解把握小说文本的或一理想路径。

  其次,在这段叙事话语中,作家所集中谈论,或者干脆说“泄露”出的小说写作秘密,主要是关于艺术形式层面的一些自觉追求。第一,是语言运用。这一方面,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对上海方言的局部征用。除了作家已经举出的那些个例证之外,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眼乌珠”。好像只要一写到人物的眼睛,就都会被径直称之为“眼乌珠”。因为小说的主体故事均发生于上海,所以,上海方言的局部征用,在使得小说拥有了某种味道特别的叙述腔调的同时,也很好地营造出了一种地域氛围。第二,是句子的特别短促,很多时候,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就会被作家以逗号的形式顿开。由于我自己原来并没有接触过蔡骏的小说作品,所以并不知道他原来所持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行文风格。但据他自承,“老早我欢喜写长句子”。如果说实情的确如此,那么,由一种语法构成成分相对复杂的长句子,而转换为《春夜》中的这样一种短句子,就应该被看作是蔡骏小说叙述上的某种“自我革命”。从艺术效果上来说,短句子的普遍使用,带来的就是一种叙事节奏的明显加快。如此一种形式特征,其实也正暗合于这样一部带有一定悬疑探寻色彩的长篇小说的内涵要求。第三,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设定。关键的问题是,这位被设定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竟然也被作家径直命名为“蔡骏”。不仅如此,还应该注意到,作家在后记中,曾经专门强调小说若干情节的真实性:“小说中关于我自己的经历,我的父母,大半属于非虚构,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我的家庭自传,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变得尤为模糊。”⑤很大程度上,蔡骏在后记中的这种说法,恰好对应于上述这段叙事话语中所谓“这只漫长故事,大半皆是真的,事体是真的,心情是真的,欲望是真的,我也是真的,还有我一家门,从我爸爸直到我儿子,统统是真的”这种言说表达。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而断定小说文本中的这位承担着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蔡骏”,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位悬疑小说家蔡骏呢?答案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否定的。一般情况下,第一人称叙述者越是强调自己的真实性,其言论的可信度就越是值得怀疑。如此一种艺术手段,我们不妨称之为“佯真”,也就是企图通过一种假装真实的方式来抵达想象虚构的艺术目标。相比较来说,因为蔡骏在后记中曾经专门强调小说文本有着某种非虚构因素的介入,所以《春夜》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然而,在承认小说具有一定程度上自传性因素存在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强调,从西方的叙事学理论来说,出现在小说文本中的那个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蔡骏”,不管怎么说也都只能被看作是作家想象虚构而出的一个人物形象。尤其不容忽视的,是看似自相矛盾的最后那样一种“真归真,却不是非虚构,而是如假包换的虚构”的特别表达。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据如此一种自相矛盾的表达,我们才可以断定,在这部《春夜》中,作家蔡骏所采用的其实是一种貌似“非虚构”的可以明显强化艺术真实性的想象虚构方式。第四,同样是属于一种群体叙事的小说文本,《春夜》又极明显地区别于如同《水浒传》那样一种人物连缀式的“第三人称”与“上帝视角”。一方面,旨在凸显主体重要性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本身就带有突出的现代性意味,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整部长篇小说拥有某种“总体性”的艺术统摄。

  当然,无论如何,对《春夜》来说,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接下来的第五点(也即最后一点),也就是对于悬疑艺术方式的有效征用。毫无疑问,对于悬疑小说家蔡骏来说,这一点乃是他的拿手好戏。首先,是围绕厂长“三浦友和”所设定的差不多成为情节主线的悬念设计。“我”爸爸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上海春申机械厂,成为老毛师傅也即“钩子船长”的关门徒弟。因为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养成的对职业和工厂的热爱,即使在“我”要出生的时候,他都一无所知地坚持在工厂上班,和师傅一起面对面加工汽车模具。但也正因为爸爸既牵挂“我”和妈妈,也牵挂刚刚从地下挖出的那个青花瓷大瓮缸里迅速分化了的一对男女,一时分心而操作失误,致使机床吃掉了老毛师傅的右手,从此,老毛师傅也就变成了所谓的“钩子船长”。而老毛师傅,也即“钩子船长”的外孙张海,则既是“我”的童年玩伴与一生好友,也更可以被看作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具体来说,整部小说由老毛师傅也即“钩子船长”的葬礼写起,马上就牵引出了很多年前也即1998年老厂长的那场葬礼。尽管少年懵懂的“我”并不理解爸爸他们的悲伤,但老厂长的为了挽救陷身于“三角债”的漩涡中难以摆脱困境的工厂而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却是无可置疑的一种事实。实际的情形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的绝大多数工厂都如同春申机械厂一样身陷“三角债”的泥淖之中。为了讨要债务,老厂长真正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地采用了各种手段。其中,山东的一家汽车厂,欠春申机械厂一百万货款,八年了都讨不回来。老厂长开着厂里的桑塔纳去讨债:“豪气干云天,唱了三回《智斗》,念了七十二道行酒令,吃了一斤白酒,方才讨回十万大洋。”为了能够赶回厂里及时给员工发放工资,老厂长星夜兼程地驱车返沪。没想到,“凌晨三点,老厂长刚进上海,就在高速公路昏了头,钻进一辆集装箱卡车底盘。”一种残酷的后果是,老厂长不仅当场身亡,而且上半截还被碾压成了骨肉渣渣。既如此,出现在追悼会的老厂长的遗体的上半截,便只能造假,只能用松木和橡皮泥假造出来。正因为老厂长为了要债,为了工厂和员工的利益而不幸车祸身亡,所以,“我”爸爸他们一众工友才会在他的追悼会上表现得那样如丧考妣。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如下的一段叙事话语:“苏州河南,一字长蛇阵排开,一片光明大世界:面粉厂,啤酒厂,印刷厂,药水厂,灯泡厂,申新九厂,上钢八厂,国棉六厂,多数已寿终正寝,少数还苟延残喘。”我们都知道,上海是中国工业的重镇。蔡骏在这里所真切写出的,正是上世纪末中国工业所遭遇的严重困境。

  但其实,春申机械厂的根,却在遥远的民国年间。按照保尔柯察金后来收到的一张旧《申报》上面刊登的一则开办启事,春申机械厂(那个时候的全称,叫华商上海春申机械厂)的具体创办时间,是民国二十年也即公元1931年的4月1日。工厂的创办人,是一位姓王的先生。依照小王先生的说法:“老毛师傅叫我小王先生,老王先生就是我的宝宝,也是春申厂的老板,还有一位大王先生,就是我的阿哥。”“小王先生讲得一口老派上海话,略带宁波腔。”老毛师傅也即“钩子船长”,就曾经在那个时候的春申厂工作过。尽管抗美援朝时老王先生曾经捐过一架飞机,但到了后来的1956年,“公私合营,华商上海春申机械厂,改名上海春申机械厂,老王先生一看苗头不对,收拾细软,带了家小,去了香港。”唯有小王先生,因为是,所以就不仅留在了国内,而且后来还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作家:“张海说,外公(即老毛师傅)有一位结拜兄弟,小王先生,七十岁了,春申机械厂老板的二公子,没有继承家业,却当了作家,住在思南路,外公讲他是文曲星下凡。”尽管作家没有做更进一步的交代,但既然是资本家的后代,那小王先生在政治畸形年代所必然遭逢的折磨与批斗劫难,自然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一种结果。关键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公私合营时春申机械厂的无端被剥夺,实际上构成了小王先生内心里某种难以释怀的精神情结。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千禧年春申厂七十周年厂庆的时候,受到邀请的小王先生为何坚执不肯出席相关纪念仪式。与此相关的细节,就是小王先生一番别有意味的说辞:“我来是啥身份?老板二公子?早就不是了,这家工厂,不是我的,是你们的,是你爸爸,是神探亨特,是保尔柯察金,是冉阿让,是小海,但不是我的。”

  事实上,等到千禧年春申厂举办隆重的七十周年厂庆的时候,被设定为悬疑主线的新厂长“三浦友和”(请注意,蔡骏《春夜》人物命名上的一大特色,就是巧妙地征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名字。除了“三浦友和”外,还有这样一个关于“我”爸爸三位亲密同志的相关段落:“头一怪,青狮怪,身高一米九,重约两百斤,猪肝颜色面孔,脑门半秃,人称神探亨特;第二怪,白象怪,头上寸草不生,额角头像电灯泡,鼻梁上一副眼镜片,赛过啤酒瓶底,人称保尔柯察金;第三怪,大鹏怪,长相威严,颇有腔调,面孔棱角分明,装个大鼻头,两腮插满胡楂,卷曲头发,大半灰白,人称冉阿让。”此外,也还包括有瓦西里、山口百惠、费文莉等等,也均是如此。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命名方式,我想,最主要的理由,大约就是要借助于这些早已为观众耳熟能详的名字巧妙地暗示出相关人物的性格特征。当然,也并非全都采用这种模式。其他如张海、小荷等人物,就完全是中国化的命名方式),已经走马上任了。尽管说这个时候的春申厂已经身陷“三角债”的泥淖之中,但对工厂满怀深情的厂领导和工人们却依然为七十周年厂庆举办了隆重的仪式。正是在这次隆重的厂庆仪式上,刚刚接替老厂长成为新厂长的“三浦友和”,提出了极具蛊惑性的两项建议。其一,他宣称:“我已从社会上募集到资金,幻灯片里这块风水宝地,刚刚批下来,再过一个月,破土动工,就在国际汽车城,近水楼台先得月,春申厂再也不愁订单,好时光又要回来啦。”其二,春申厂将进行股份制改造,无论是在职的,还是下岗的工人,都可以认购原始股,可以通过持股的方式成为春申厂的老板:“募集一百万股,每股价格一块,每人一万股起,三年盈利,每年分红,五年返本。”尽管大家的持股积极性一开始并不高,但经过新厂长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我”爸爸终于带头认购,一下子就买了五万股。在“我”爸爸的带动下,他的老同事们除了瓦西里之外,也都纷纷解囊认购,一百万股的预期目标很快完成。

  然而,“我”爸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到头来,所有的这一切努力竟然都会成为泡影。当然,最早戳破“西洋景”的,是“我”,和已经成为“我”爸爸徒弟的张海,以及新厂长“三浦友和”的女儿小荷他们几个年轻人。那一个春夏之交的夜晚,我们三个人结伴,偷偷地开着“红与黑”跑到了春申厂的新厂址国际汽车城。先让我们来看这辆被命名为“红与黑”的桑塔纳轿车的来龙去脉。“红与黑”的命名,与老厂长所遭遇的那场车祸紧密相关。那一次,和老厂长一起同遭劫难的,乃是一辆上海大众桑塔纳轿车。虽然已经粉身碎骨,但作为车子核心部件的发动机却没有坏。也因此,在“我”爸爸他们的努力下,这辆破损极其严重的桑塔纳,最终还是被修复还原。只不过,因为被修复后的桑塔纳,车身的主体是黑色,车顶、引擎盖以及ABC六根柱子是红色的缘故,所以最终被命名为“红与黑”:“我看到这部断命的桑塔纳,原本已被腰斩,现在引擎盖,车顶,前后三对车柱,失而复得,彤彤红,如鲜血,如烈火;车身还是乌漆墨黑,保持原样,垂死病中惊坐起,上半身红发少女,下半身黑衣姑娘,拼成一个混血女郎。”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到,这辆“红与黑”,虽然只是一辆屡遭劫难,多次被修复的桑塔纳轿车,但它却毫无疑问是小说文本中最重要的一个物象。某种意义上说,它的重要性很可能仅次于主人公张海。在这部带有鲜明悬疑探寻色彩的长篇小说中,自始至终不离左右地伴随着张海行走天涯,带有突出历史见证者意味的,就是这辆被称之为“红与黑”的桑塔纳轿车。然后,再来看夜探汽车城的张海他们三个年轻人。在不期然间又遭遇一场车祸的同时,张海他们的夜探,竟然探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那就是,在新厂长“三浦友和”口口声声一再强调的春申厂新厂址,他们竟然只是看到了“一道深沟的处女地,无边旷野,碎石头,野草,几株泡桐疯长,乌鸦停在树梢,淋得萎靡不振,报丧似呜咽”,根本就看不到一点新工厂的影子。事实上,也正是张海他们的这次夜探,才从根本上召唤起了“我”爸爸他们的警觉意识。问题在于,等到他们意识到很可能上当受骗的时候,新厂长连同女会计费文莉一起,却已经隐匿消失不见。针对这种状况,神探亨特如同洛杉矶警探一般分析道:“这是一桩蓄谋已久的诈骗案,‘三浦友和’利用厂长身份,向全场职工集资,向社会人员借款,最后卷款潜逃,更吓人的是,一年前,他就悄悄离婚,撇清了老婆小囡责任。”就这样,原本早已处于风雨飘摇状态的春申厂,遭此一劫后,更是元气大伤,最终寿终正寝:“上海春申机械厂破产清算,资产拍卖抵债。”“全厂职工有两条路,一是,一次性拿十几万走人;二是关系转到上级单位,继续领五百五十块基本工资,不用上班,直到退休。我爸爸选第二条路。”

  那么,这位突然就从人间蒸发了的新厂长“三浦友和”到底跑哪里去了?他果真是要刻意诈骗以至于携款潜逃吗?小说文本中的第一个悬疑因素就此酿成。实际的情况是,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主人公张海,携同那辆“红与黑”桑塔纳轿车一起,当然,其中一些时候,也会有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陪同在侧,就踏上了四处寻找失踪新厂长的茫茫长途。然而,也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张海他们的这种寻找过程,肯定会充满各种周折,尽管从主观努力上说早已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从上海,到上海的周边地区,一直到遥远的甘肃和香港,最后竟然出国到了更其遥远的法国巴黎,但其结果却依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在这漫长的寻找过程中,也同时发生了很多故事,比如,新厂长“三浦友和”的女儿小荷,最早对“我”的动情和追求,以及她后来和张海的结合;比如,“山口百惠”与冉阿让之间超出读者想象的情感发生与最终的结合;比如,“我”一边陪伴张海他们寻找新厂长的踪迹,一边不断地写作出版悬疑小说;再比如,保尔柯察金的罹患老年痴呆症,以及神探亨特的因病亡故,等等。自然,也同样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称之为“蔡骏”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适时地穿插回叙了诸多与春申机械厂创办和发展过程紧密相关的那些历史往事。这样一来,与春申机械厂紧密相关的那些人和事,也就逐渐地变得羽翼丰满了起来。但出乎我们预料的一点是,等到张海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欧洲的巴黎找到新厂长的时候,故事却发生了根本的反转。具体来说,这里所谓的反转就是说,那位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原来一直被怀疑卷款潜逃的新厂长,其实是被冤枉的。与之相反,到小说快要结束时才终于现身的这位“三浦友和”,反倒如同“我”爸爸他们一样,也是春申机械厂利益的积极维护者。这一点,在他现身后的自述中,即有着明确的交代。按照新厂长的说法,他当初之所以要罔顾事实地强调汽车城的新工厂就要开工,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如其所愿地掏出钱来认购原始股,好使厂子存活下来。到后来,不仅大家的集资款一分都没有带走,反而,还以私人的名义借钱用来还债,以拖延春申机械厂的破产程序。没想到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虽然他使出浑身解数地一再努力,但到头来,却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厂长说,让我讲光好吧,就差一口气啊,汽车城这块地皮,给人家买走了,老厂长留下来的债呢,还剩一半没还光,春申厂账户已经空了,等于我的死刑判决书。”面对着女儿小荷“你为啥要逃”的质问,他给出的回答首先是:“小荷,出事体一年前,六和宝典图库a图。我就跟你妈妈离婚,已经想着最坏结果,我要是不走,非但死无葬身之地,你跟你妈妈,也要一辈子吃尽苦头,我不想害了你们。”紧接着,又不无神秘地补充了一句:“还有一点不好讲的原因,牵涉到大人物,为了你们安全,我只好逃了。”尤其是,既然话都讲到了最后一点这样的程度,那新厂长“三浦友和”的被迫隐匿潜逃,就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了。就这样,通过已经坐上了轮椅的新厂长的一番话,这个人物形象,自然也就由携款潜逃者,而彻底变身为春申厂利益的积极维护者。

  然而,新厂长这样一个主要的悬疑因素刚刚被破解,另一个相对次要的悬疑因素,就再一次被抛出。那就是,虽然隐匿失踪多年的新厂长现身了,但一直苦苦追寻新厂长的主人公张海,却连同那辆作为重要物象存在的“红与黑”桑塔纳轿车一起销声匿迹不知所终。具体来说,张海的失踪,发生在第七章“归来”这一部分。到这个时候,整部小说已经只是剩下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多少带有一点对应意味的是,这边厢,是被追寻者新厂长费尽周折后的归来,那边厢,则是追寻者张海自己的不知所踪。那么,张海到底去哪里了?难道说,他果真如“我”梦中所预见到的那样,已经离开这个多情而苦难的世界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实际的情形是,一直到最后一章的第四节末尾处,作家才借小荷之口告诉读者,张海原来在巴黎圣母院。就这样,在把巴黎圣母院的那场大火有机编织进故事情节的同时,也交代了张海的失踪之谜。却原来,就在他准备陪同新厂长一起飞回上海的那一天早上,张海不慎被试图控制法国民众示威游行场面的法国警察一颗橡皮子弹击中太阳穴。虽然张海有幸被及早发现,留得了一条性命,但却不仅错过了陪同新厂长回国的航班,而且还就此“销声匿迹”三个月之久。一直到他被救出院,并最终恢复记忆后,方才和自己的妻子小荷重新建立了联系。至此,张海这一条次要的悬疑因素,也被第一人称叙述者最终破解。

  但是,且慢,整部《春夜》中,其实也有破解不了的悬疑因素存在。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的例证,就是曾经为费文莉所苦苦思恋的那位企图发明永动机的春申机械厂技术员建军的被杀一案。一直到小说结束为止,这一个悬疑因素,仍然处于没有答案的悬疑状态。然而,正如同不可能所有的问题都有理想的答案一样,让悬疑一直悬疑下去,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作家蔡骏的某种叙事策略。

  其实,也不只是悬疑艺术方式的有效征用。除了悬疑艺术方式,这部《春夜》某种程度上,也积极有效地借鉴了“公路小说”的艺术手段。如同张海那样差不多成天架着“红与黑”桑塔纳轿车,四处奔波探寻,当然也有理由被看作是一部公路小说。但不管怎么说,为蔡骏所征用过的诸种艺术方式中,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他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悬疑艺术方式。也因此,九九归一,在《春夜》中,悬疑小说家蔡骏能够华丽转身,能够以一种悬疑的艺术方式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相当成功地写出一部充满疼痛感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绝对应该得到我们的高度肯定。

  ①②③④⑤均见蔡骏《春夜后记》,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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